章启群：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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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十年应该是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版图翻天覆地的大变局时期，因此也是人类历史地覆天翻的大变局的时期。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今日实质上又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

马云们是现代中国的神话，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但是，三十年后的问题要靠教育来解决。教育问题刻不容缓。台湾现在年轻人的台独思想，主要是教科书出了问题。2000年连战和宋楚瑜的票远大于陈水扁的票。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主要谈开放私立大学。今天谈一点中国的教育结构问题。

中国的教育应该是比较有特点的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education。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按照西方现成的模式直接搬过来，不会成功。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大战略。而在中国解决教育问题，首先还必须依靠政府动大手术，搞顶层设计，搞大战略。

一、“师”与古代中国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 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1]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为信仰留下空间。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尽管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有点特殊。在远古中国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然而，西周之后，统治阶级树立“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周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制礼作乐”，理性逐渐主宰了社会生活，从《尚书》、《诗经》可以看出鬼神的影响力式微。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而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2]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据权威统计，“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3]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4]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这些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契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是一个轴心。

因此，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根本。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教养即“成人”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师”的首要职责是“传道”，其次才是“授业、解惑”。“道”就是圣贤之道，即“仁义礼智信”，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智识阶级尤其是“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由此可见，“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至少应该是兼有教师和牧师的职责。

另外，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层结构的是儒、释、道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是宣扬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孔子和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制度、教育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在这种传统教育之中，即使是孔乙己这样的人，在最落魄的时候，也就是偷书而已。而且还有一个理由：“窃书不为偷。”

随着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型，这种教育、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了。

二、“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变局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即“四部之学”，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和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简言之，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从“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换的根本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方法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很少出现障碍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特征明确，分类较易。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在当下中国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自然科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当前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建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例如，从《诗?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见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学术的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与政治家治国和政治运作更密切相关的学科则是政治学，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读经、修身、科举这种儒家的中国式宗教生活完全消失了。首先是经学的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佛家、道家文献，也划入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其次是儒、释、道三家尤其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那样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读经以修身的启蒙必修课，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因此缺位。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即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读经活动消亡，从而拆毁了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修身虚无化。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

虚无主义由此进入，正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中国当下虚无主义盛行的内在根由。

三、中国教育大战略：兼顾知识创造与人格建构

审视百年来中国教育，大略言之，清末和民国时期是传统教育（私塾、官学、国子监）式微，逐渐西化；建国后到文革前是苏联化；现在是官僚化。民国教育西化比较成功，乡间和偏远地区的传统教育一直延续。苏联模式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彻底消除。当下中国教育官僚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中国目前教育的最大问题仍然是违背教育规律，表面上头头是道，实质上似是而非。真正的教育家缺位。

人格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

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怎么办？我的思考不太成熟，姑且抛砖引玉吧。

首先用排除法。我们不可能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还必须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这两个功能。在以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如何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除了在学校之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为了培养经师，必须设立经学院。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都得以实现。把大学与经学院分开，独立运行。实际上在学术上也有互补的可能。大学是现代全球化教育，西方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就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经师的待遇职称等等，需要具体研究。

目前大学的国学院实际上是个“四不像”，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完全可以归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如果改造成为经学院，则名正言顺。

应该说明的是，五四一代读经出身的学人，都可以成为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并且中西兼通，文理建通。杨振宁曾用一个暑假就专门学习《孟子》。李政道在东吴大学附中也曾系统学习过先秦诸子课程。因此，读经不妨碍科学和知识创造。

2015年12月1日於潜白堂，京城最重雾霾

[1]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第52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第7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下同。

[4]塞繆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第43、4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作者：章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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