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独立教育学者
一个社会的官办教育体系越发达，就会越发使得其教育从目的到过程，都呈现单一化的特征，社会最终变成一潭死水。反之，民间教育越发达，教育的目的与过程亦会越发多元，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希望。
未来社会，需要各种不同形态的组织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使教育形成一种如同森林一样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以此回应和引领未来。这一点，极有可能是全球教育的下一轮趋势。中国若不及时开放社会政策，将在教育领域再次为发达国家所抛弃。
1931年，梁漱溟先生读到当时的“现代教育名著”系列之《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贝脱勒等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1月初版）时，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的文章来谈社会自办教育与的重要意义与官办教育的弊病。这篇疾呼反对国民党官办教育的文章，今日读来，仍不失为“针砭时事”之大作。
梁先生说，“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并以此展开，从四个方面分析比较官办教育之弊与社会自办教育之利（有兴趣者可找梁漱溟先生著作《人生至理的追寻》最后一篇一读）。
梁漱溟早在80年前就深刻指出官办教育的危害
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官办教育体系越发达，就会越发使得其教育从目的到过程，都呈现单一化的特征，社会最终变成一潭死水。反之，民间教育越发达，教育的目的与过程亦会越发多元，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希望。
民办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受歧视与不被信任
人们分析过各种民办教育面临的困难。资金、人事、招生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不过，本人以为，民办教育所面临的困难，确有一些来自办学机构自身，也有些来自教育主管部门，但最大的困境，则是来自更高层面的、掌握全局的决策层对民间与社会的歧视与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最初存在于经济领域，如对民办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区别对待。现在，经济领域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教育领域，这种观念仍根深蒂固。
在商业领域，近几年有一个热词叫“企业公民”。在谈论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面向，而忽视了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企业所应享受的完整的“公民权利”这一面向。
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各种法人机构（无论商业机构还是社会组织），在政府那里、在法律面前，都应该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点，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经济领域，此事已有较大改观。但是，在教育、医疗等带有福利色彩的领域，却远非如此。对于民办教育，各种不公平待遇和歧视仍相当普遍和严重。
民间教育大致有两种组成，一是盈利性的学校，二是非盈利性的学校，以及其他形态的教育组织（可将之简单区分为商业机构和NGO组织）。只要这两个领域都按照其自身规律健康发展，便可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现在的情况是，对那些本来就想通过提供好的教育服务来赚钱的盈利性学校，管理者一定要将之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对举办人的权利作出了若干不当的限制，使得商业不像商业，名不正言不顺，几乎所有民办学校都处于“踏线”、违规甚至违法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与价值规律背离局面，无意将极大地抑制行业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企业公民其“公民权利”面向的践踏。
不过，按照最近传出“教育将实行盈利与非盈利分类管理”的政策风向，形势或有大的改观。倘若真的将这些政策执行到位，真正做到尊重商业价值规律，教育领域便定将迎来一次大发展的契机。
五花八门的机构组成的教育生态，将极大地丰富当下千遍一律、板结化的的教育组织形式。
另一种民办教育的形态是NGO组织，包括基金会、社会企业和公益机构。由这些五花八门的机构组成的教育生态，将极大地丰富当下千遍一律、板结化的的教育组织形式——学校。笔者以为，未来社会，需要各种不同形态的组织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使之形成一种如同森林一样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以此回应和引领未来。这一点，极有可能是全球教育的下一轮趋势。
但是，目前中国仅有极少数省市开放社会组织自由注册，鼓励该领域的发展（据说最近态度又变得很谨慎，似乎是在观望上层的“意思”）。此局面若不尽快改观，中国有可能在教育领域再次落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
教育板结化的坚冰开始消融
当下，社会对教育的未来似乎普遍都比较悲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很乐观。所谓物极必反，人心思变。当一个社会的教育，堕落到“人人喊打”的田地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摆脱这种毫无希望的僵局——尽管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努力，甚至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事实上，坚冰开始消融，许多人开始勇敢地抛弃体制化、官僚化的教育系统。
一方面，最近几年来，对待教育，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用脚投票——不让孩子参加国内的高考，将目标直接锁定欧美等地的大学，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学或者小学阶段就将孩子送到国外去就读。
就我本人而言，并不太赞同这种想法，但我非常同情这种行为。因为，这样做，虽然无法得到最好的教育，但至少做到了一点：避免最坏的教育。——我执意认为：最好的教育（可能，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教育），需要全球视野，但更要根植于乡土（地理、文化、精神乃至灵魂归依之处等多重意义上的）。非此，就不是教育，而是培训。但显然，那种模仿这个失败社会最失败一面的公办学校教育体系，是当之无愧“最坏的教育”。
教育需根植于脚下的土地，回应人的地理、文化与灵性层面的乡愁。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把问题想透了”——既然官办教育体系有那么多弊病，孩子在学校里过得也很不快乐，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过去参与这种既不好玩又无意义的游戏？我们究竟更愿意接受不快乐下的“成功”，还是更愿意接受“不成功”却比较快乐？更进一步，要是摆脱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我们是否可以去寻找那种超越“成功论”的更为本真的快乐？
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同时，一部分人开始选择一些国内的个性化的民办学校乃至一些非正式的民间教育，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选择了“在家上学”。
所谓“在家上学”，并非把孩子关在家里读书，而是要抛弃学校那种已经高度刻板化的知识传授体系，摆脱缺乏社会生活情景的学校环境，让孩子重返家庭、重返社区、重返社会，体验真实的生活与生命。
在台湾，在家上学又叫“非学校教育”，已经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态，并被官方立法为一种被承认和鼓励的教育改革与创新模式。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家上学除了是一种教育观念问题，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涉及个人自由的价值问题，因为它关涉教育权归属与生命的自主。人们会追问，个人的天赋权利与国家法定的义务，究竟哪个更重要？父母与国家，谁更有权力决定孩子的教育方式？要是父母选择流浪的生活，孩子是应该离开父母去固定的学校上学，还是更应该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前述这种情况（未出现家暴等伤害行为），他者是否有权力剥夺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当法定的学校义务教育与某些宗教精神冲突时，信仰自由又该如何处之？（如新教的阿米绪人是坚持传统反对现代文明的独特群体，他们只接受“单室”学校，即一个老师与所有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个课室里上课，且孩子上学只能上到14岁，等等。）如此不一而足的追问，更是让所谓义务性的学校教育在法理层面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阿绪人的生活方式。法理、价值等层面的多重追问让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合法性捉襟见肘。
告别工业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学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社会最为广泛的需求。在过去的社会里，数量庞大的工厂与大量的产业工人岗位，需要学校教育这种方式来大批量、高效率的培养产业工人。在那个社会里，人的职业与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几乎都是标准化的，可谓“一成不变，终其一生”。
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愈来愈呈现一种更为多元、复杂的时空结构与价值形态。仅与过去的工厂相比，现代社会的新型工厂，就已经日益需要快速地更新知识与技能。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更为复杂的商业细胞与社会细胞已经并继续取代传统的工厂，以“名目”繁多地的方式，嵌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社会脉络之中。以此展望，未来的人，一生或许要变换十多种甚至更多的社会角色。未来的人，其身份、职业乃至人的社会定义，都在不断改写之中。
显然，代表刻板、僵化、陈旧的学校教育体系（尤其是官办教育体系），几乎难以回应和承受未来社会对人的要求与挑战。未来，我们只有将学生从学校解放，让其重返社会、重返人间。让各种奇思妙想的民间教育形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由此，将更为真实的社会情境呈现在孩子们的面前，以此发掘人身上本身所拥有的能力、品质与禀赋。使教育，归其本真，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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