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如今成了一种产业链，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从需求端治理“高考移民”的利益冲动。

近日，深圳富源“高考移民”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国内跨省“高考移民”应被治理，跨国“高考移民”也该被严查。据报道，共有17名考生未能通过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联合招收港澳台、华侨、华人及其他外籍学生入学考试的资格审查。暨南大学招生办发布公告称，对于弄虚作假和钻政策空子的“高考移民”等行为，将严肃处理。

跨省和跨国“高考移民”都不是新鲜事。有关部门对此也不乏治理动作，但“高考移民”现象一直存在，甚至形成产业链。

此次深圳“高考移民”事件，是由民办学校主导推进运作的。其目的是通过购买外省生源，帮其办理户籍，以合作办学名义继续在外省求学，在高考时到广东高考，以此打造高考升学品牌。

这属于畸形高考竞争推动的“高考移民”，若不加以治理，在民办学校背后的资本力量推动下，这必将严重冲击异地高考政策，破坏各地的教育生态。

而跨国“高考移民”，近年来背后的产业链已非常明显。2017年，媒体调查发现，有中介收家长几十万元，让考生从内地考生变身“华侨生”。中介号称考生可以200分上“211”高校、400分上“985”高校，这就属于机构进行运作。

其具体运作手段为，利用其他国家移民政策上的漏洞，帮助土生土长的国内学生取得华侨的身份，并送到专门对外的国际学校，或自有的培训学校里，经过三年专业培训，“完美”做到“满足华侨生的报考资格条件”。这当然侵犯真正的华侨生利益，也让我国对华侨学生的优惠政策被非法利用。

某种程度上，这种机构化运作，也是“高考移民”旧问题呈现出的新面相。

那该怎样遏制“高考移民”及其背后的产业链呢?

毋庸置疑，对于产业链重要一环的运作方，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比如，运作此次深圳“高考移民”事件的富源学校，目前的处理包括减招、停招，以致取消办学资格;对于具体参与运作的人员，也需依法追责。但对于那些运作跨国高考移民的中介机构而言，其只要运作规范，按照移民政策处理，目前很难追究责任。但对于那些制作假材料、海外假学历证明的行为，也可依法追究责任。

除此之外，显然还需从审核关做文章。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相关部门还须加强身份审核，即根据国内高考和华侨生招生的报名条件，严格审查考生的身份信息(户籍、绿卡)以及具体求学与生活经历(学籍与居住年限)。

但仅严格执行政策还不够，还要让钻政策漏洞的“高考移民”难以通过审核，这就需要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完善有关考试报名规定。

比如，对于国内高考，针对民办学校运作“高考移民”，需要调整本地户籍考生的高考报名条件，除严格审核户籍迁移外，还要提出连续学籍要求;对于华侨生招生考试，除要求考生本身是华侨生外，还需审核其父母身份是否也是华侨，并对其海外学历进行严格验证。

至于更根本的治理举措，则在于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逐渐调整基于身份的高考报名、招生制度，把不同身份的考生纳入一个招生体系，建立基于学籍的高考报名、考试体系，在招生时进行多元评价。这就消除了不同身份考生的录取机会差异，也能从需求端治理“更换”身份获得竞争优势的高考移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