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教育圆桌版连续刊发了几篇关于教师吐槽负担过重的文章，这都折射出基层教师负担过重的不争事实和对于尽快为教师减负的迫切心情。但是笔者以为，基层“教师减负”远比教育部制定的“目录清单制度”还要复杂的多。原因有三：

其一，教师负担并非全部来自系统自身。从多年的从教经验来看，基层教师负担既有来自教育行政部门自身的，也有来自教育系统之外的，如文明学校创建、食品安全县迎评、交通安全学校、卫生城创建、禁毒学校评估等，还有以“从娃娃抓起”名义的各种“进校园”活动。对于部门而言，或许只是一项例行工作，但对学校而言却带来大量的“材料困局”，也给教师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

以去年笔者所在县创建省级卫生模范城为例，创城期间，卫生部门不仅要求各学校抽调教师组成材料组补造过去3年的材料，而且还在迎评期间要求教师每天上午上街打扫卫生，教师们啧有烦言。

其二，教育部门难以拒绝系统外的“苛捐杂税”。对于系统自身的“瘦身减负”教育行政部门也许能说到做到，但是对于系统之外的“苛捐杂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就难以说不。这与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级别、权限制约有关，如基层乡镇随意在学校借调教师去帮忙，更与基层一些部门错位的政绩观、工作观有关，一有什么工作就想到找学校，而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弱势单位，人家找来了，不敢不答应，否则就是“不支持工作”，容易导致今后学校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以进校园为例，税收知识、计划生育、廉政、慈善文化、中医文化、防火救灾进校园等，活动本身的意义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一些部门为表明自己“做了工作”，要求教师拍照片、填表格、写总结、写报道，开展方式粗糙，有的活动甚至完全沦为形式主义，校园宁静的生态渐渐被打破，学生和教师无法招架。

其三，教育自身“检查瘦身”仍任重道远。为何这样讲?这是因为在基层教育生态还不理想，一些教育管理改革特别是推行多年的教育“管评办”改革尚未真正落实到位，基层学校办学自主权尚未真正获得，一些基层教育行政干部不愿或不想完成“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实质上，教育作为镶嵌在社会中的一环，教师负担重暴露出的还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评比多、检查多、材料多，基层工作人员负担重”的顽疾。有鉴于此，教师减负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涉及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这一方面需要的是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纠正基层走偏的督察检查思维和工作“政绩观”，叫停对学校过多过频的检查督察，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教育领域的“管评办”改革，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尽快到位，教育行政部门在工作中克服“唯我任务独尊”的思想，淡化管理色彩，强化服务意识，切实为学校专业办学提供良好环境，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优质课程、良好平台，才能切实减轻基层学校负担、教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