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多道“减负令”密集出台，主管部门监管力度空前增大;一面是学生家长负担不减，大培训机构规模不减反增，小培训机构竞相“围猎”校园。校内减负、校外加压、超纲教学、无证上岗……为了升学，学生辗转于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减负令”或将又成一纸空谈。

换汤不换药，比比看谁学得更超前

5月13日晚19时，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的山西省实验小学已经放学1个小时，校园内外早已“人去楼空”，然而在学校附近的一所校外培训机构——优胜教育的教室里，此刻却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讲台上老师声情并茂，台下学生附和抢答，热闹的气氛与学校没什么区别。

“语文、数学、英语、钢琴，孩子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晚都要上补习班。”山西省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说，女儿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报了校外培训班，有的甚至辗转奔波于多个补习班，往返于闹市写字楼，俨然成了另类的“上班族”。

教育部等九部门在《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中要求，严禁超纲教学，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然而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大多校外培训机构用“创新班”“勤思班”等取代了之前被监管部门点名批评的“尖子班”，但换汤不换药，仍存在超纲教学的情况。

在石家庄一所公立小学附近，许多培训机构扎堆“开业”。一家宣传可“预习、先修”的培训机构负责人向前来咨询的半月谈记者介绍，“先修班”可提前学习高年级课程，“只要孩子能跟得上就能讲”。

石家庄市藁城区一家校外培训机构则因“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的超前教育模式，深受当地学生家长欢迎。“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毕竟学生智力发展水平有区别。”负责人韩某说，“我们的理念是因材施教，许多学生家长也都希望老师讲得更快些。”

市场火热，催生教师资质乱象

《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要求，从事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培训机构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然而，在火热需求催动下，一些培训机构无视相关要求，师资管理混乱。

半月谈记者在北京一家大型校外培训机构网站的教师信息公示栏中查找发现，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教师没有编号，只注明了“已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该机构一位老师透露，网上公示的信息中，没有编号的老师多数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而没证的教师仍然可以上岗代课。

事实是否如该老师所说呢?半月谈记者随后以应聘者的身份，以无教师资格证是否可以入职向该培训机构进行求证，得到答复称“可先入职，公司统一组织大家刷题考教师资格”。该机构一位老师说，入职该机构只需经流水线式的培训，会看课件讲课即可。“反正家长不在乎，学生学得会考得好才是关键。”

面对前来“应聘”的半月谈记者，河北一家连锁培训机构大桥英语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只要按照“统一教材”做好功课，讲课没问题，即使没有教师资格证，也可先上课，但“考证时候最好考一下”。

山西省一位培训机构离职教师表示“办证可提供内部人士”，据其推荐，一位“内部人士”联系上了半月谈记者，称“2.8万元包过，可优惠”。

“减负令”难减负谁之过？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发现存在问题的机构27.3万所，已完成整改27万所。

一边是漂亮的整改成绩单，一边又是学生家长难以减轻的负担。对此，家长们都有着更为实际的考虑：升学压力。北京市通州区一位学生家长直言：“学校学习竞争激烈，大人都不希望孩子落于人后，很多时候家长也有种被绑架了的感觉。”

“过去是班里学习最差的去补课，而现在是上游学生占了补课的大多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由于学校之间教学质量不均衡，进入更好的学校，直接跟今后的社会回报相关，而目前的知识评价标准仅靠分数，因此滋生了大量校外培训机构。

储朝晖认为，高校应建立多样化的评价标准，多样化招生会让培训机构很难进行模式化教学，培训机构也就没有了市场，“没有市场才是最彻底的办法”。

“许多公立学校打着减负的旗号走向所谓‘快乐教育’，满足不了学生需求，家长只能去找培训机构教。”一位培训机构负责人在表示委屈的同时认为，要想让学生真正减负，不应只堵不疏，采取一刀切的减负政策，而应源头治理，提升校内教育水平，满足家长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吃得饱，家长何必花高价让孩子到校外培训机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