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北京，午后。朗晴中透着狠狠的干冷。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大门旁，秋白静静地蹲在地上，整理着这两年她搜集到的，对于同性恋错误解释的教材，并耐心地向前来问询的人们解释着。
凛冽的冬风，不时地吹乱了秋白的头发，她用手简单地打理着，继续微笑，等待即将到来的庭前谈话。她心情不错，“我可以把这理解为二审。”
2015年，在中山大学就读的秋白发现自己对女生感兴趣。担心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她，试图从书本上寻找答案。
然而，在教材中看到的是“异装癖”、“性变态”、“精神疾病”等对同性恋带有歧视的描述。事实上，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中除名。到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将同性恋除名。
随着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秋白开始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认为教科书传播了错误的内容，但等来的是沉默与不了了之。
于是，2015年8月，她一纸诉状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原因是教育部未能在15日内回复她所申请的“公开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立案受理。
当年11月24日，秋白及律师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教育部办公厅两位工作人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庭前谈话。
秋白告诉记者，当时到场的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向她承诺，将把她的诉求转交给教育部有关部门。同时告知秋白，可以将书面投诉邮寄到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受理中心，教育部将会按照举报监督机制来处理。
这些举措让秋白认为与教育部“对话”有希望，于是在当年12月底撤诉。
撤诉后，她和她所召集的全国各地共80多位小伙伴到图书馆、书店，寻找对同性恋表述存在问题的教材，拍照，加批注，写举报信，最后邮寄给教育部。
出乎她意料的是，她寄出的举报信多次被退回。她把被退回的信件重新寄出，仍然被以同样的理由退回。其他小伙伴的举报信虽然没有退回，但是也都未得到回复。
2016年4月25日，秋白就“没有回复举报信件，行政不作为”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
经过一周等待，法院给了不予立案的书面回复，理由是秋白起诉的原因属于信访事项，信访事项没有侵犯到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2015年8月14日，秋白再次以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并获立案，但在一审中败诉。
不出意料地，秋白选择了继续上诉，于是有了昨天的这场庭前谈话。
秋白已经记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千里迢迢从羊城奔赴京城了。
“我要通过我的行为和倡导，要相关部门有所行动，即使不行动也至少要给出一个公开的回应，”秋白坚定地说，“教育部一直在强调，教材并没有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然而教材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看得见的伤疤，而是心理上的压力。所以，我要为教育部留一缕头发，要用这种形式让人看到这种伤害，只要他(教育部)一天不改，我就一天不剪。”
秋白是在结束庭前谈话后，在采访中对记者说出这段话的，说话时脸上一直带着笑意，但没有人怀疑她的认真。
秋白的代理律师王振宇认为，这个案件已不是仅仅为了个体的权利，“秋白打官司”可能会提醒公众重新审视同性恋群体。
正在念大四的秋白，面对毕业，有着自己的打算。虽然这些年奔波在教科书“恐同”事件中，花在学业上的时间有限，然而她对于继续深造仍抱有很强的憧憬。
当看看新闻Knews记者问及是否会担心这件事情对未来发展有影响时，秋白坦然，压力会有的，尤其是家里父母的反对，给予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但她仍会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听闻这次秋白来京出席高院二次开庭，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志愿者，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持秋白的行为，或是用平台直播方式传播该事件，或是陪伴着她等待审判结果。
冬天的风，仍在使劲地刮着。秋白等待的，或许已经不是结果。这一场场的诉讼，本身已经是一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