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办高中国际班的设立，其目的在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国际化人才，但如今已成为新型留学预备班。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领域中十分复杂的方面，一直以来也引发着各方争论。
公办高中国际班诞生十年来，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领域最复杂也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教育界和主管部门希冀通过这一开拓为国内高中教育打开一扇门，走向多元化、国际化并引发自下向上的教育改革;然而另一方面，办学能力、引进渠道、家长诉求、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使得公办高中国际部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的留学(课程)预备班，并引发对教育公平甚至教育主权的争论。
“选国际班，当然是为了出国留学。”北京101中学国际班的学生家长朱丽说，这几乎所有家长的回答。
然而，公立高中的校长们却不认为出国是国际班的办学目的。“国际班是高中教育的试验田。”北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说。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校长马骊则表示：“在国际班中试验的融合课程，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在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眼中，公办高中国际班则是一个混合体。“国际班、国际部是对原来纯粹的公办高中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效补充，同时也在客观上满足了家长的需求。”他说。
然而，他也不否认，现有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正在冲破原有的规范体系，其中诸多现象，既隐秘，又无法用既有条例予以匡正。
公办高中国际班诞生十年来，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领域最耐人寻味也最复杂的现象。
一方面，教育界和主管部门希冀通过这一开拓为国内高中教育打开一扇门，走向多元化、国际化并引发自下向上的改革;另一方面，办学能力、引进渠道、家长诉求、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使得公办高中国际部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的留学预备班，并引发对教育公平甚至教育主权的争论。
国际化VS出国
很难按图索骥找出一份指导公办高中兴办国际班的具体文件。
目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对于公办高中国际部最早的政策支持，来自2003年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份指导性条例明确了“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目的是“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中等学历教育”可以申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最早一批公办高中国际班因此兴起。不过，鉴于收费、生源等原因，那时的公办高中国际班只存在于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的极少数中学内，其发展也是缓慢而隐秘的。
第二份促成公办高中国际班生长的政策性文件，是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表明：“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大批国际化人才。”
这份十年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成为公办高中国际班的一项指南针。在2008年金融危机国外高校加大对华招生比例的背景下，公办高中国际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迅猛发展，并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7所公办高中开设22个国际班，计划招生人数达1355人;而在2009年，北京公办高中国际班只有9个，招生人数仅为440人，招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20%，5年翻了近两番。在上海51所示范性高中里，开设国际课程项目的达24所，占比47%。
二线城市则一起步就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2年，南京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数量达到18个，招生人数575人，郑州2010年时有9所学校开办16个国际班，至2011年，就发展到共13所中学24个国际班。至2014年，在河南周口、江苏泰州、云南曲靖这样的非省会城市，也开始出现普通高中国际班的身影。
根据现有各级相关规定，开办中外合作项目并不繁琐，除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之外，中外合作办学者都可以合作举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只要申请学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具备法人资格，提交申请报告、合作协议和资产来源证明，在15%启动资金到位后，即可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待批准后即可招生。
目前已有浙江、湖北、安徽、山西等十个省市对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出台了细化规定，然而，对于这种“既公且私”的办学形式的定义，在许多方面仍是模糊的。比如：它的课程不是统一的，也无须对课程进行任何审核与报备;它的师资管理没有明确的数量、比例限制，也没有对外籍教师的资质审核管理制度;收费标准则更是混乱，规定仅仅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但对于国际班应该如何收费，收费应如何管理都没有细化的条例规定。
当然，目前也尚未出现对公办高中国际部的投诉。因为“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已被学校、家长和学生个体自身明确为一个具体目标：出国。达成结果便意味满意。“去国外大学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北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美国就有四千多所大学，可以满足各种层次的留学需求。”这也是诸多公办高中国外大学录取率接近100%的主要原因。
“让孩子去国外接受本科教育，是我周围同事的普遍选择。”朱丽说。她在外企工作，同事中有80%为下一代设计的成长路线都是从国际学校考入国外大学读本科。“国际班主要是适应语言和学习方式。”
《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出品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3)》显示，中国资产在10万美元(约63万人民币)至100万美元(约630万人民币)之间的中产阶层有270万人，其中考虑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的占四分之三。
公办高中国际班于是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相比国际学校，它可接受中国籍学生;相比民办私立学校，它收费较低，且无论从生源、师资，都让人觉得更可靠、更稳定;尤其是，大部分有实力兴办国际班的公办高中，多是声名卓著的重点高中，单靠品牌效应，已使人信任感顿生。
北京市第四中学校(以下简称四中)校长助理、四中国际校区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安迎曾经公开表示，四中开办国际班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大量的出国需求。他记得，2009至2010学年，四中高三年级有30多个学生计划出国读本科，平均每班有3至5名。这批学生后来返校时，提到“既准备高考(课程)，又准备出国”过程的纠结，以及初到国外时的各种不适应。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留学材料造假频频曝光，使四中觉得，公办高中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自己的学生实现愿望，而不是让留学中介机构从中帮助学生造假。四中国际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决策。
每年三四月，中考尚未开始，各高中的国际部举办的“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便已人满为患。朱丽记得，2014年的十一中学国际班招生咨询会，整个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校长、国际部主任及外籍教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学生和家长恨不得把每句话都记下来。而据媒体报道，2013年北京四中的国际班招生咨询报告会，250人的礼堂，硬是挤进了400人，后来不得不开了第二场。北师大二附中PGA高中课程班咨询会，咨询家长达五六千名。
公办高中国际部的录取条件也水涨船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出现公办高中国际部时，中考分数线几乎可以忽略，只要有钱、有意愿，就能入学;但如今，录取分数线与校本部的分数差已越来越小。据统计，2013年，北京地区公办高中的国际部录取分数线平均超过510分，最高录取分数超过530分。录取标准已与一些北京市重点高中非常接近。北师大二附中校长马骊对此感受非常明显。“最初招收的学生成绩都是在490分左右，然而去年最高分已经达到530多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孩子基础好成绩好，出国目标也更明确。”
隐在身后的第三方机构
国际部在学生及家长面前呈现的面目，大多是中国高中与国外某中学的合作产物，然而真相是，国内除了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上海中学、深圳中学四校的国际班(部)是独立运作，其余经教育部审批通过的86所公立高中国际班，与国外中学的合作办学，都是通过第三方机构完成的。
第三方机构负责提供课程、招聘外籍教师，同时为这些高中国际班寻找到名义上的外国合作高中。这些第三方机构一方面与国内中学建立合作，另一方面广发电子邮件，在海外寻找合作高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国外中学存在的真正价值就是让项目顺利通过审批。而曾在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工作过的殷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美国学校负责人曾向他抱怨，每隔几天会收到来自中国的请求合作邮件，但发出信件的人往往不是中国学校，却是一家商业公司。
目前一家较有名的承办中国公办高中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第三方机构是狄邦教育集团。它极为低调，几乎不打广告，却拥有极为广泛的合作学校。狄邦教育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我们从来不接受采访。”其办公室一位女士解释。但通过其官方网站，可以了解到，自2002年启动国际高中课程项目以来，至2014年3月，狄邦已与全国29所著名中学合作，建立了36个国际课程中心，合作学校包括人大附中、北京十一学校、南京金陵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东北师大附中、成都树德中学等重点中学。
另外一家较有名第三方机构叫安生教育。它同样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但从其官网上可以得知，它合作的学校包括北京四中、上海格致中学、合肥一中、扬州中学、衡水中学等。
高中与教育机构的合作方式一般为：各自分工、学费分成。学校负责提供校舍，利用自己的品牌和教育资质招生，教育机构则负责引进课程，招聘外教，提供相应的外事服务，以及为国际班毕业生提供留学咨询及代办事宜。
一位不愿具名的留学中介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第三方教育机构前身都是留学服务中介，随着低龄留学市场越来越大，与高中合作成为占领留学中介服务市场的有效渠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国际部负责人介绍，一般而言，国际班教学运营成本占学费的40%，剩余的60%，由学校和第三方机构五五分成。北京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平均年学费是8万元，按此计算，课程费、教师工资等占3.2万元，剩余的4.8万元则作为运营利润，由学校和第三方机构平分。当然，具体情况因校而异。实力强的中学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利润分成较多，而实力弱的学校，最终变成只是出租学校教室和招生资质。据上述学校负责人了解，有的学校最终只能分得10%的利润。
目前国际班学费标准，一线城市从8万至20万不等，二线城市稍低，每年6万元至10万元。此外，还有托福(课程)、SAT考试培训费用，游学项目、志愿者服务、留学咨询等各项支出。据陈志文测算，“取中间数，公办高中国际班三年，一个学生的总投入约为45万。”
但对于第三方机构来说，学费分成只是其收入的一部分，真正在其业务中占大比例的，是其他衍生业务：假期游学项目、留学咨询服务、以及托福、SAT等考试培训市场。
对于这种名义上是“中外合作办学”，实则“中中合作办学”的现象，众说纷纭。
陈志文认为，不论第三方机构介入的目的如何，但专业中介机构降低了中外高中合作办学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效率，从结果上看，也推进了国内中学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让很多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国际班及国际课程的学校了解并掌握了国际课程体系。
在他看来，第三方机构介入公办高中国际班，最重要的隐患是外籍教师的管理。中国学校要获得聘请外籍教师的资质，申请审核过程极为繁琐，需要提供外籍教师教学工作管理制度、外教生活管理制度、合格教师制度及外教安全保卫管理制度等材料报备，同时需要由当地外办会同教育厅、公安厅赴申请单位实地考察，在各项要求通过审批后，才能获得合法聘请外籍教师的资格认可证书。
许多中学对此望而生畏，转而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承担聘请外籍教师的工作。“如果校方对外籍教师的聘用和解聘拥有绝对话语权还好，如果是第三方机构拥有绝对话语权时，事情就会比较可怕。”陈志文介绍说，他见到过一些学校的外籍教师是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这样母语非英语(课程)国家，还有些根本不是老师不懂教育。“说是混混也不为过。”他说，“就是这样的混混老师，让多数中国人误以为西式教育就是玩。”
外籍教师的稳定性，则是国际班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多数外籍教师只签一年合同，合同期满后就离开或回国，这使得学生在国际班三年内，要不断适应新的外籍教师。
在反对者声音里，北大附中校长助理何道明的观点最为坚决。何道明是美国人，已在中国生活了18年，先后在北大附中、深圳中学工作，从一名外教，直至学校高级管理人员。他认为，“不论提供的课程与教师管理是否正规，第三方中介机构终究是商业机构。他们参与公办高中国际班的运营，目标不是课程的优化改革，而是背后的利润。”
课程悖论
最大的纠结在于课程。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长朱建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十五中在筹备国际部前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不少学校的国际部课程只是单纯地将国内课程与国际课程做了简单的叠加。“比如，周一是国家课程中的数学课，周二是外教的数学课，但两个老师中讲的课程内容可能有一半是相同的。这就是一种资源浪费，也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也有学校在引进国外课程后，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教育实验和改革。比如，北师大二附中采取大英语教学组的管理方式，中外教共同备课，统一管理，并且根据中外教的优势分别安排课程，中方英语老师讲语法，外教讲写作;广州广雅中学提出广泛融合的概念。校长叶丽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广雅融合课程体系中，提倡跨学科融合，比如讲到汉字“榕”，语文老师会讲述与榕树有关的文学作品，生物老师则会讲述榕树的植物特性，化学老师会带领学生认识榕树叶的化学成分等。北大附中的改革则是在大量引入西方引导式教学，比如，在学习鲁迅的文章《祝福》时，老师引导学生一起讨论：“祥林嫂为什么没有名字?”
然而，除了业内人士关注这些努力外，家长们似乎并不买单。在许多家长眼中，国际班的课程是否真正国际化并不重要，他们在意的指标简单明确：托福、SAT成绩是多少?名校录取率是多少?
许多家长要求学校从高一开始就直接上托福、SAT的培训课。陈志文就见到过，托福、SAT等考试培训课程堂而皇之登上许多国际班的课表，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一位校长私下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不开这样的课，家长也会让孩子到外面去上，有些家长干脆在考试前就不让学生到校上课，专心在家刷题(通过做大量习题巩固知识的做法)或者参加考前培训。作为妥协，有些学校在考试前两周利用自习课的时间，为学生们做托福、SAT的考前培训。面对这样的尴尬，校长们自我安慰说：学生满意是我们的办学宗旨，为学生的考试提供帮助也是学校应该做的。
课程与教育多元化的矛盾还体现在国际课程的选择与分班制度中。
国际班的课程多数与学生未来的出国国家方向相匹配。中英班，主要采用A-level课程，中美班，大多采用美国高中课程加AP课程(美国大学先修课)，还有一些学校引入IB(国际文凭课程)，另外一些采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高中课程。
美国人何道明最为不满的是对美国AP课程的引入。他说，在美国，AP课程是为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提供的大学先修课程，通过AP考试获得的学分，被美国大学认可后可申请免修，也的确会对申请名校产生些辅助作用。“但AP课程并不适用所有学生，即便是美国，也只有少部分精英学生学习AP课程，并且是自修。”何道明说。但他发现，在中国学校和家长眼中，AP分数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申请工具，一些中学在高二就开设AP课程，并且要求学生必选。 据《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的数据，北京公办高中的22个国际班中，共有引进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7种国际课程体系。其中，AP课程占比高达63.64%。
常青藤的诱惑
国际班的学习并不轻松。苗欣阳在北京十一学校国际班就读。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初中同学普遍羡慕她国际班不用参加高考，压力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强大的出国压力下，国际班每天的作业不亚于普通高中生，考试前也一样要大量“刷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采用GPA成绩单，出勤、作业、考试都要体现在成绩单里。想偷点懒，GPA就会下降。”
GPA是Grade Point Average的缩写，意思是平均成绩点数。GPA算法很复杂，涉及到课程数目、课程得分、课程学分等等。国外高中设计GPA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体现学生的学术背景以及学术能力，但多数中国学生要用GPA去敲开常青藤学校的大门，“拿A”成为他们的全部追求。GPA成了国际班学生的命根，就像高考是普通高中生的命根一样。
苗欣阳说，每个学期末，同学们都会认真计算自己得了多少个A，多少个B，再估算一下自己的GPA成绩。“GPA在4.0以上才有可能申请常青藤。”他们像留学专家一样，讲解着申请名校的必备条件。“GPA4.0以上，意味着所有功课都要在B以上。”于是，每次考试、每次作业他们都必须严阵以待。“这儿和普通高中的最大不同是这里没有临考冲刺——这里每天都在冲刺。”苗欣阳的同学易美娜说。
每一分都很关键。老师们也会巧妙地利用成绩左右学生行为，缺勤扣5分，参加社团活动加2分。易美娜还记得，一次期中考试前，社会实践老师要求去同学们都要参加自编舞剧活动，条件是参加者每人记2个学分。“就是为了那2分，我也得去啊!”易美娜说，“复习只得靠晚上熬夜。”
熬夜，成为国际班学生的正常生活状态。易美娜说，十二点一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她年轻的圆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符的黑眼圈。朱丽的儿子李哲，刚刚上高一，但是每天十点半宿舍熄灯时，都无法完成当天的作业，只好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继续。但他很乐观，认为这不是课业太重，而是自己还未完全适应。
除了成绩单，压力还来自父母。
通常，朱丽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焦虑，她说还是孩子快乐最重要。另一位国际班家长金叶也强调，并不是非要考入常青藤。但是不经意间，对常青藤的渴望还是会流露出来。“毕竟花了这么多钱，孩子也付出了不少辛苦，如果只是排名一般的学校就没什么意义了”;“本来也可以考上国内不错的大学，往美国考，就算不是常青藤，排名也不能太差”。
私下聚在一起时，家长们最喜欢聊的就是破格录取的故事。家长群里最近的热点故事是：一位SAT只考了1800分的学生，最终被哈佛大学破格录取。他的敲门砖是热衷公益活动，并且在面试时表示：希望在哈佛学习的目的，是掌握帮助穷人的技能。
“学校排名是中国家长最关心的。”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教育项目官员毕安亦有同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美国除了拥有常青藤盟校，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文理学院和社区大学。但尽管美国大使馆不断在赴美留学家长交流活动中推荐这些学校，它们仍然很少被中国家长看中。”
尽管如此，易美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至少对于她个人，这些压力是充满正能量的。“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非做不可，这点对于将来读大学很重要。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家长跟在后面揪着领子监督你，你必须学会对自己套上脚镣手铐，逼着自己用功学习……”
复杂的未来
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公办高中国际班似乎正在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
2014年11月，考察过中国高中教育的英国King’s Ely中学校长米克格赖斯在中英中小学校长圆桌论坛上表示，“中国很多提供A-Level课程的学校，往往没有达到英国要求的广度，通常只开设中国学生能够得到高分的数理化和英语课程，确保学生能够申请到国外就够了。”
在这场由广东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会议上，英国博士山学校(Box Hill School)校长科瑞顿·劳德也表示：“如果我是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我看到这样两名中国学生：一个在中国接受A-Level课程培训，一个在英国私立学校读书，他们成绩相当，而只剩最后一个席位，我肯定会留给在英国有中学就读经历的学生，因为他了解英国的语言、文化，在学术和生活上经验丰富。这个经验能够帮助他在英国的大学里更快地获得成功。”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副校长李白炼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两名来自中国的本科入学申请者成绩相当，一个是普通毕业生，一个是国际班学生，他会选择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国际班的学生大多是为了逃避高考。但真正优秀的孩子，是不会放弃高考这个途径的。”
事实上，关于公办高中国际班的争论在国内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公办国际班的高收费与教育的公益属性背道而驰。而且，这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导致教育贵族化，经济差距带来的所受教育质量的差距与鸿沟，则会造成下一代人在经济水平上的再度分化。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曾数次提交公办中学不应举办国际班的提案。他认为，公立高中办国际班相当于部分人通过多交钱，占用本应公平分配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一种变相的择校。教育部门审批公立高中国际班应当谨慎，少批甚至不批，把这项职能交给民办教育机构。
更严重的观念，是提出了教育主权的问题。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闵景多次对媒体表示，学生形成价值观在高中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放弃本土课程，照搬国际课程的做法，对学生的文化认同、知识结构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可预估的风险。
然而长期关注这一现象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则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目前公办高中国际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现在高中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还没有明确的成本核算机制，外籍教师的人数、工资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监管，因此高中国际班收费比较混乱，也带来一些现实问题。”
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公办高中国际班符合中国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中国除了职业高中、普通高中、综合高中和特色高中之外，国际化也可以成为高中的一个种类。”同时，他也认为，国际班引进的课程体系、外教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会对学校的方方面面产生有益的影响。
已有一些公办高中正在自行努力将国际班项目变得更有进步意义。据报道，2014年6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基础教育国际化校长论坛上，八一中学校长沈军、101中学校长郭涵都指出，高中国际化，决不仅仅是办一个课程班满足少部分学生的需要，而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国际化，让所有学生受益。一个正在发生的实例是，北京十一中学已开始将国际班课程和教学方式向普通高中移植，如走班制教学、按教学深度和广度划分课程层次、向学生提供人性化的选课制等。
然而与此同时，各地纷纷收紧对公办高中国际班的规范。2014年3月，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浙江、安徽、黑龙江、吉林等地将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审批权收归到省级统筹;地方教育部门也开始关注国际班的课程审批。比如上海市教委明确规定，中外融合课程方案、课程计划及其教材须经审查，其中国家课程中的语文、思想政治、历史和地理四门课程应为必修课程，且国际课程班不得单独收费。
“国际化”还是“出国化”，教育改革或只是从“应试高考”转为“洋应试”，这场由教育管理部门、公办高中、第三方教育机构、教师、家长及学生多方共同参与的教育实验仍然在继续。一如中国的其他领域，这场“摸石头过河”的尝试前景复杂，而更加困难的是，这个尝试，尚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其成功，亦或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