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诗言志”，又说“诗缘情”。“志”为情志，包括理想和情感;“情”为情感。但在诗歌中，抒情和说理其实并不矛盾。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其中的“观”就包含观察人生道理和自然物理的意思。说理的诗，在宋诗和禅诗中尤为多见，构成了古诗词中的一道风景。
“春在枝头”
在中国文化史上，禅宗的影响是很大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对本心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坛经》记载：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时，有一次见风吹幡动。一个僧人说幡动，另一个僧人则说风动，两人争论不休。惠能上前劝道：“仁者心动。”透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禅者对心的重视。
历史上，有很多僧人写诗。这些诗或反映他们悟道的心路历程，或说明人生的某种哲理，读来常常发人深省。其中，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某比丘尼的悟道诗，就非常有名：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美学家宗白华曾以此诗来说明“美从何处寻”的道理。他批评这位尼姑：虽然似乎悟道，然而她的觉悟不够深、不够高。她不能发现整个宇宙已经盎然有春意。她在踏遍陇头云时是苦闷的、失望的。她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心的圈子里了。
然而，此诗果真应该如此理解么?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一位比丘尼四处寻觅春天的过程;往深处思索，其实是在暗示探索真理的艰难历程：
先来看“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春”可以象征美丽的大自然，也同时是真理和道的化身，更是佛教真如、佛性的象征，故这两句交代了历经千山万水、上下求索寻找真理的过程。但芒鞋踏破，真理依然隐而不现。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正揭示了求道悟道的艰难。
再看后两句，这位比丘尼寻春不见、失望归来，无意中见到枝头梅花初绽，不禁手拈梅花，顿觉香气满溢，已是春意盎然。这里，梅花是自心的象征，“笑拈梅花”即在自心自性中寻找真理和佛性。“春在枝头”就是悟出了佛性人人皆有，即心即佛、自性是佛的道理。由此，这首诗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文化中“道不远人”“吾心即是宇宙”之理。
从象征角度讲，春天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外在的美景只是外境，外境必须通过内心才能起作用。如果一个人能时时处处保持内心的澄明无染，就能不为外境所动，则无往而不是春天。当然，此诗中的梅花也可以比喻为眼前事物。这样理解，则此诗又体现了即器存道、一花一世界的道理。
在禅宗的历史上，还有一首关于赵州禅师的诗偈。赵州禅师，法号从谂，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他幼年出家，得法于南泉普愿禅师，并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中弘传禅宗心印，接引四方学人。赵州禅师有一个著名的公案：不管什么人来问道，他的回答往往是“吃茶去”。这个公案启发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历久弥新。
这首写赵州禅师的诗偈，非常质朴，却直击人心：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它说的是，赵州禅师80岁依然在各地行脚，参访各路高人，因为他对生命还有一丝疑惑，对真理还没有彻底了然。等到最后明白了，才知道走了那么多路、磨坏了那么多草鞋，只是白白浪费了金钱和时间。因为道不在他处，而就在人心之中。一个人只要善于研究自身、发现真我，便不难明白人生的道理。用后人的话说，或许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醉者与醒者
老庄所创立的道家学派，主张清静无为、任运自然。他们贬斥世俗价值，强调“哀乐不入吾心”。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文人的影响很大，因而在文人的作品中，道家思想时有反映。
这方面的经典，可以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为代表：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苏轼被贬湖北黄冈，有一次喝醉酒，作了一首《临江仙》。这首词第二天就传开了，并且传说苏轼在作完此词后，将官帽官服挂于江边，驾一叶扁舟，长啸飘然而去。当时的郡守听说了这个消息又惊又怕，要知道苏轼是以戴罪之身在黄冈劳动改造的，现在突然失踪，地方官的责任就大了。于是，他急忙赶到苏轼寓所，发现苏轼正鼾声如雷、宿醉未醒。
那么，此词到底表达了怎样的哲理，以至于成为经典?
第一，醉醒转换，暗示跳出常规思维。
“夜饮东坡醒复醉”，既说明作者因酣饮而多次沉醉，联系后文又暗示世间之醉者与醒者的对立。有时候，醉眼蒙眬者或许很清醒，所谓清醒者却可能正是沉醉者。“仿佛三更”，暗寓时间的缺省。对于一个明理的人来说，时间并不重要，所谓十世古今不离当下一念，关键在于迷还是悟。“家童鼻息已雷鸣”乃举世皆醉之象征。至此，沉醉众人与独醒作者之间的形象对比，已挺立出来。
第二，万念俱息，感悟真实的世界。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寓意深远。“敲门”暗示醒者对世界的叩问，“不应”则暗示无人理解的现状。“倚杖听江声”令人心神俱远。在传说中，一些高人大德离开世界的方式是拄杖而化，由此就勾勒出一幅飘逸的高人听涛图。江声空蒙而远，其形成乃由江水、江风与岸礁之相互作用，体现了缘起性空之理，从而令人顿生出尘之想。
第三，大化流行，人与世界的本来面目相遇。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化用了《庄子》的典故。《知北游》言：“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庚桑楚》言：“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既然身体尚且是天地暂时的委付，并非永恒，人又何必为身外之物的名利而牵挂思虑不已?这充分体现出道家养生全性的思想。“夜阑风静縠纹平”是景语，又是理语。水性本静，只应忽然风来，遂波澜起伏。水与波常用来比喻世界的动与静、现象与本体。此时万籁重归宁静，即暗示人与世界的本来面目相遇。
第四，天人合一，融入自然。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化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当年，孔子因理想不能实现，开玩笑说要乘舟出海，寻找理想家园，想象跟随者或许只有子路。历史上，有很多传说都与浮海相联系。例如，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寻找海上仙山，东渡扶桑建国;田横偕五百壮士隐居海岛;唐代小说《红拂传》中的“风尘三友”海外建功，等等。苏轼用浮海事，更偏于庄禅，是前句“夜阑风静縠纹平”句意的深化，也即传统诗文中“烟波钓叟”“五湖倦客”之感慨，申足了天人合一之义。
燕子和鸳鸯
儒家推崇仁民爱物、博施济众。孟子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路人突然看到在井边玩耍的小孩快要掉到井里去了。这时，路人一定会生起一种担心害怕的心情，会设法去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心情的产生和路人是否认识小孩及其父母无关，和救孩子是否会获得见义勇为的美名无关，和不救孩子是否会落下见死不救的恶名无关。孟子把这种自然产生的心情叫作“恻隐之心”，即仁爱之心和同情心。孟子认为，这种情感是仁爱他人和泛爱万物的基础。
北宋理学家程颢的《春日偶成》就直接体现了这种泛爱万物、万物一体的情怀：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诗立意高远、规模宏大，境界高远却又不乏形象，是古诗中情理兼备的杰作。
一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表面在说自己生活悠闲，常常能睡到日上三竿，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以儒家的话来说，叫“君子不忧不惧”，亦即儒家的静定功夫。
二是鸢飞鱼跃，圣人有情而无累。“万物静观皆自得”，展现了万物适性、生生不已的精神。静观之下，一草一木，皆蕴含无限生机。“四时佳兴与人同”重在说明万物一体，人与自然流通不隔的境界。此句涉及自然季节与人的情感关系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曾讨论过圣人是否有情感的问题。庄子认为至人无情，所谓无情指的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即不以过度的喜好或厌恶来伤害自己的身心，而并非无情感。程颢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强调“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这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是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有形无形，皆是真理之显现;风云变态，无非大道之流行。风云变化，虽可影响人的思想情感，但又未尝不是人的思想情感的外化和移情。用程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莫非己也”。这就是宋明理学所体会到的人与自然一气流行、诚通诚复的境界。
四是道在伦常日用中。“富贵不淫贫贱乐”出自《孟子·滕文公》，阐明儒家之理想虽然高远，却并非高蹈出尘，而应在人伦生活中去践履道义。其出发点虽浅近，真正做到却委实不易。其中“贫贱乐”尤其难能，这涉及儒家的“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问题，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乐”，即为豪杰之士。
同样体现儒家仁爱思想的，还有唐代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短短20个字，包含了深刻的哲理。
前两句以简洁的笔墨，勾勒春天阳光普照、江山秀丽和风送花香、万物葱茏之景，反映作者欣物之成、羡物之化的情怀，有孔子沂水春风气象。这也是《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各得其性的儒家自由境界。
在后两句中，作者工笔描绘了燕子和鸳鸯一动一静的两个画面，不仅将万物自得之意进一步申足，而且以自然界的一派生机，将儒家文化乐生爱生、自适其性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宋人罗大经论此诗：“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细读此诗，可以体会出“万物一体”的情怀。
(■黄意明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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