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第一,毋宁死?学会把知识转化为智慧
对于大学生表现出来的“忙”“盲”“茫”,北京师范大学辅导员郭智芳有些心疼。“自己以前上高中时,一到寒暑假就尽情玩。而现在一些孩子虽然有游学等活动,但过得并不轻松。高考分数不错,但目标不清晰,尤其是原来以考大学为目标的同学,一进学校就特别懵,不知道自己的长期目标在哪里”。
郭智芳所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有些学生进入大学后仍然延续着高中时的状态:依然把学习成绩当成唯一目标,唯成绩论,甚至“不第一,毋宁死”。郭智芳记得,有位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得了89分,回家后就开始哭,奶奶看了也跟着哭。后来爸妈实在没辙了来找老师求助,恳求老师把孩子的成绩提高2分,提到90分以上。“90分以上就可以,89分就接受不了。学生对分数这么较劲其实是对大学生状态没有做好准备。”郭智芳说。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与学生的一对一谈话中,经常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很多学生对成绩有一种焦虑,在班级群里学生讨论最多的事儿也是学习。”邓安琪说。
在郭智芳看来,学生是自负和自卑的矛盾体,这一点在新生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以前我是高岭之花,上大学后就低到尘埃里,学生有时接受不了落差”。郭智芳认为,学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停留在知识层面,还要不断学习把知识转化为智慧,适当调整自己。“去年军训的时候我问学生:你们想要烂队友,还是神一般的队友?其实就是要告诉学生们,一定要博采众长,及早弥补不足,让自己更优秀”。
“大学跟高中很大的区别是:大学评价体系多元。体育、文艺等方面作了突出贡献都会得到认可。”刘传举认为,大学中也不乏追求独立且有特点的学生,这也给辅导员工作带来更多挑战,“我们的角色也要从管理变为引导,引导他们去追求多种多样的人生”。
告别“佛系”告别“丧” 拒绝“空心”,链接国家和世界
进入大学后,有的人“不第一,毋宁死”,而有的人则干脆放弃学习,觉得“凡事无意义”。
“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个保送生,本来成绩还可以,第一学期各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中上等。到了第二学期突然就不去上课,宅在家里,觉得自己学习没什么意义。”邓安琪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曾经在一家庭教育的论坛上听到北京大学徐凯文老师提到了大学生中的“空心病”现象,指的就是因为在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使部分大学生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常感到疲惫、孤独、情绪差,感觉学习和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存在感缺失,身心被掏空。
虽然不能判断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是否普遍,但是“没有内生的动力,做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的现象还是确实存在的。”邓安琪说,比如,还有在年轻学生中盛行的“丧文化”“佛系”等。
邓安琪认为,在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丧”“佛系”不值得鼓励,“学生们日常在群里刷很丧的表情包。”邓安琪说。但是,辅导员发现学生并不是真的“丧”,“我进宿舍与他们聊天时发现,他们有时只是出于好玩、跟风,并不代表他们真实的意愿,可能是一种消极态度、目标迷茫的折射。”
不是真“丧”、真“佛系”,那什么才是这些大学生内心真正的东西?辅导员们应该怎么点燃他们呢?
“很多辅导员会害怕和大学生谈理想,会担心跟00后谈理想谈不过他们,也担心孩子根本不接受。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学生是很乐意跟我们谈理想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辅导员韩瑾说,在引导学生树立理想这方面,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们自己首先要坚信理想的力量,“理想是克服迷茫、恐惧的一剂良药”。
同时,韩瑾认为要讲究方式方法,让他们自己与国家、社会产生链接。
一年前,韩瑾曾与一拨学生一起去农村支教扶贫。他们所在的地方天气炎热、环境艰苦,学生们只能睡在硬木板拼成的大通铺上,那些日子,韩瑾内心一直非常忐忑,“我真怕学生们撂挑子不干”。但是,学生们最后都坚持了下来。
韩瑾发现,那次艰苦的支教回来之后,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给学生讲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接受的程度跟其他同学比起来非常高。谈论一些问题与以前相比更加务实、踏实。”韩瑾说,其实,只要让学生们真正到社会实践中去,他们自己便会找到与社会、国家的链接,从这点上看,“他们完全是可塑造的一代”。
郭智芳认为,学生自己也要学会自己治理,勇担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责任,有远大理想、长期规划和短期目标,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社会给予了很多机会,就看个体如何选择了。如果学生将个人的目标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眼前暂时的得失看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