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结婚率“五连降” 婚姻不是必需年龄不再设限
2019-05-27 15:18:20 来源:半月谈

“不婚不育”“佛系恋爱”“大龄晚婚”……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川苏宁沪京等地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将婚姻作为人生的必选项。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率已经出现“五连降”。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80后”“90后”的婚恋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结婚率“五连降”,婚姻不再是必需品?

“没谈过恋爱,目前也不想谈恋爱。”26岁在北京打拼的王小姐说,她享受那种一个人听着音乐健身,不需要和任何人聊天,大汗淋漓后回到家里洗澡看视频的生活状态。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开始,全国结婚率逐年下降:从9.9‰到9.6‰、9‰、8.3‰、7.7‰,到2018年只有7.2‰,且经济越发达地区结婚率越低。

“问过几次,人家小年轻都不着急。”不少受访者表示,现在给单位年轻人介绍对象不容易。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政局副局长沈钦峰说:“大龄单身青年已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采访中,一些年轻人在婚恋上表现出异常淡定。32岁还未结婚,非常享受单身状态的成都姑娘李小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恋爱婚姻都需要缘分,像父母那样比对一项项条件,几乎是成不了的。”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其实是挺麻烦的事情。平时自己在家的话,可以不洗头穿着睡衣待上一整天,这样的生活很放松。”上海34岁的王小姐认为,如果结了婚,双方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再加上工作、孩子、老人等其他因素影响,“满地鸡毛”的生活会非常痛苦。

“婚姻不再成为人生的一个必需选项,谈不谈恋爱、结不结婚都是个人选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西南交大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副教授高飞说。

婚姻不是必需,年龄不再设限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青年群体不婚或晚婚晚育盛行有主客观多重因素。

“当婚不婚、当嫁不嫁”观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社会对年轻人的新婚恋观越来越宽容。

20岁的成都姑娘傅旋说:“缘分来了,就恋爱和结婚;缘分没来,就提升自己,不是非要到平均年龄就得结婚。”42岁的陈小姐说:“父母朋友都希望我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过得幸福开心就好。”

女性越来越独立,婚姻经济支持等功能弱化。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购房的女性越来越多。“买房后,自己对婚恋的需求感明显下降了,一个人住觉得很轻松,也没有特别必要去找一个伴儿了。”成都市民吕小姐说。南京市民陈小姐年收入30多万元,也有自住房,“至少在经济层面,不需要婚姻”。

宁缺毋滥,年轻人对婚恋质量要求更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他们的婚姻作为选择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女性的整体素质、能力都在提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自然更高。”在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朱小姐说。

适龄结婚群体数量减少,结婚人数下降。“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走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是如今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年限延长,造成初婚年龄延后。江苏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虞筱歆说:“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在23岁左右,再谈恋爱结婚,肯定比较晚。”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女硕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的女生有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获得博士学位的女生1.27万人,占博士总数的48.8%。

“就拿我这种极端案例来说,一路读到博士毕业都32岁了,如果读书期间没有定下另一半,等到了工作岗位再找对象结婚,怎么也得35岁左右了。”未婚青年李江成说。

婚育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年轻人结婚难。“买房装修、生养孩子,哪样不得大笔资金投入,等这些条件凑得差不多了,自然就晚婚晚育了。”银川市一位公务员胡博说,自己28岁硕士毕业,一家人攒了近5年才勉强攒够婚房彩礼等结婚钱,然后又得攒钱近3年才能生得起孩子。

年轻人社交模式发生改变,不谈恋爱成网络社会“流行色”。“我的圈子太小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玩手机,一年到头也遇不到什么新朋友,怎么谈恋爱啊?”35岁的张昕无奈地说。

种种原因,或许可以用不少年轻人口头禅所概括:“如果1+1小于2,甚至小于1,为什么要结婚?”

保卫婚姻,需要各方努力

专家认为,结婚率降低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果,应该理性看待。不结婚、或者不着急结婚的年轻人,未必是因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为不相信爱情。不过,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拿出办法来促进年轻人结婚、生育。

高飞等专家认为,年轻人晚婚晚育盛行,有一部分是因为不懂两性人际交往,难以进入健康的婚恋状态。“年轻人为什么觉得谈恋爱难?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也不知道如何谈恋爱。”他们建议在高校开设课程或讲座,指导学生恋爱结婚。

另外,降低年轻人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提高他们的结婚意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晓壮等建议,可借鉴他国经验,将家庭成员承担的育儿、养老等长期性、常规性家庭服务作为社会成本纳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范畴。

虞筱歆则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现在的孩子发育早,生理上也没有问题。”相反,因为未到结婚年龄而生育的未婚妈妈增多,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婚姻问题专家刘汶蓉等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预防家庭问题发生,促进人的精神健康,促进家庭和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