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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婉拒建遵义校区:不具备条件、对学校声誉学生负责

澎湃新闻 | 2018-10-13 08:47:37

湄潭浙大大学校舍。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1939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迁杭州。

过去一年多,有关恢复重建浙大遵义校区的声音不仅在民间频繁出现,还在今年年初得到了遵义官方的支持,遵义市委市政府为此成立了遵义市“恢复重建浙江大学遵义(或湄潭)校区”工作领导小组。而近日,浙大回复此事:还不具备现实条件。

浙大之所以拒绝,一则基于教育部“审慎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的表态,一则基于浙大既有校区众多。官网显示,浙大现有紫金港、玉泉等七个校区。

事实上,浙大绝非孤例,多校区办学目前已成高校通行做法。由于院系整合、高校扩招等原因,很多高校由单一校区逐渐演变为多校区办学。据中青报截至2017年4月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在建和已建的高校新校区超过200个。仅985高校中,已经运行和拟建的校区达到140个,平均每所高校超过三个校区,山东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哈尔滨工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等高校已开始跨地市、跨省份办学。

高校多校区办学自有其深刻动因。一方面,高校老校区往往建设较早,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周边地块已建设成寸土寸金的商业用地,校区面积难以扩展,而无法扩容就会限制高校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城郊当地甚至其它地市政府,基于发展辖区内科教实力、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等因素,往往以极低价格划拨教育用地,以吸引高校入驻。

但高校多校区办学所带来的弊端非常明显。以山东大学为例,除在青岛和威海各有一个校区外,在济南还有六个校区,“三地八校区”办学必然会影响院系之间的资源共享——每逢讲座等活动,就有学生穿越大半个济南跨校区学习。这无疑损耗了学生的精力,使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湄潭浙江大学教授住处。

湄潭浙江大学教授住处。

而且,多校区办学往往意味着资源被分割,原有资源的丰富程度被弱化。试想,单个校区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资源和设备可以共享,而多校区办学往往伴随着相关设备的重复建设,资源被分割之后,使用率也大打折扣。此外,多校区办学也会带来运行成本增加等问题。譬如,各校区之间每天都要保持一定班次的通勤班车,以便在各校区之间进行人物转运,耗时耗力。

浙大在回复中也直言多校区办学正面临“运营成本过高”等困难,目前“无更多财力支撑新校区的运营”。而值得注意的是,浙大2018年年度预算达154.65亿元,仅次于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坐拥巨额经费尚且需要靠地方政府贴现才能勉强维持运营,可见多校区建设与运营花费价格的高昂。

国家教育部早在2017年末就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表示要审慎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相关教育部门出台此规定,想必正是看到了多校区办学的弊端。

很多地方之所以致力于吸引高校设立校区,固然有自身的诸多考量,但高校校区的设立需要遵循必要的规律。遵义有关方面提出要参照深圳“以优厚办学条件吸引全国知名大学”的做法,但恰恰忽略了效仿深圳的难度和门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深圳2017年GDP约为22438亿,遵义只有2749亿元,两者相差超过八倍。

况且,高校能不能跨区域办学从来都不只是钱的事,遵义的区位因素并不适合浙大这种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偏居西南的地理位置,必然导致学生与校外科研院所进行学术交流乃至实习、就业都将受到影响。有时,区位因素对高校兴衰的影响更甚于GDP。

不可否认,很多高校确有建设多校区的必要,或者基于历史上院校合并等因素,多校区办学也是不得已之举,但已有多个校区的高校不应该无限扩张,以避免陷入校区滥设的泥淖,而应该通过置换(比如放弃一些小的校区,集中资金建设比较大的校区)等手段,减少不必要的校区数量,以便于校区之间的统筹运作。

从这个角度而言,浙大婉拒遵义有关方面,恰恰是对学校声誉和学生负责的表现。高校应该明白,多校区的建设不仅常伴随着高校品牌的流失,还有可能使高校陷于财政危机的围猎之中,从而使校方被迫削减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最终影响在校生的培养质量。

  • 标签:遵义,校区,浙大,学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