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浙大大学校舍。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1939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迁杭州。
过去一年多，有关恢复重建浙大遵义校区的声音不仅在民间频繁出现，还在今年年初得到了遵义官方的支持，遵义市委市政府为此成立了遵义市“恢复重建浙江大学遵义(或湄潭)校区”工作领导小组。而近日，浙大回复此事：还不具备现实条件。
浙大之所以拒绝，一则基于教育部“审慎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的表态，一则基于浙大既有校区众多。官网显示，浙大现有紫金港、玉泉等七个校区。
事实上，浙大绝非孤例，多校区办学目前已成高校通行做法。由于院系整合、高校扩招等原因，很多高校由单一校区逐渐演变为多校区办学。据中青报截至2017年4月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在建和已建的高校新校区超过200个。仅985高校中，已经运行和拟建的校区达到140个，平均每所高校超过三个校区，山东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哈尔滨工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等高校已开始跨地市、跨省份办学。
高校多校区办学自有其深刻动因。一方面，高校老校区往往建设较早，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周边地块已建设成寸土寸金的商业用地，校区面积难以扩展，而无法扩容就会限制高校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城郊当地甚至其它地市政府，基于发展辖区内科教实力、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等因素，往往以极低价格划拨教育用地，以吸引高校入驻。
但高校多校区办学所带来的弊端非常明显。以山东大学为例，除在青岛和威海各有一个校区外，在济南还有六个校区，“三地八校区”办学必然会影响院系之间的资源共享——每逢讲座等活动，就有学生穿越大半个济南跨校区学习。这无疑损耗了学生的精力，使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湄潭浙江大学教授住处。
而且，多校区办学往往意味着资源被分割，原有资源的丰富程度被弱化。试想，单个校区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资源和设备可以共享，而多校区办学往往伴随着相关设备的重复建设，资源被分割之后，使用率也大打折扣。此外，多校区办学也会带来运行成本增加等问题。譬如，各校区之间每天都要保持一定班次的通勤班车，以便在各校区之间进行人物转运，耗时耗力。
浙大在回复中也直言多校区办学正面临“运营成本过高”等困难，目前“无更多财力支撑新校区的运营”。而值得注意的是，浙大2018年年度预算达154.65亿元，仅次于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坐拥巨额经费尚且需要靠地方政府贴现才能勉强维持运营，可见多校区建设与运营花费价格的高昂。
国家教育部早在2017年末就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表示要审慎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相关教育部门出台此规定，想必正是看到了多校区办学的弊端。
很多地方之所以致力于吸引高校设立校区，固然有自身的诸多考量，但高校校区的设立需要遵循必要的规律。遵义有关方面提出要参照深圳“以优厚办学条件吸引全国知名大学”的做法，但恰恰忽略了效仿深圳的难度和门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深圳2017年GDP约为22438亿，遵义只有2749亿元，两者相差超过八倍。
况且，高校能不能跨区域办学从来都不只是钱的事，遵义的区位因素并不适合浙大这种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偏居西南的地理位置，必然导致学生与校外科研院所进行学术交流乃至实习、就业都将受到影响。有时，区位因素对高校兴衰的影响更甚于GDP。
不可否认，很多高校确有建设多校区的必要，或者基于历史上院校合并等因素，多校区办学也是不得已之举，但已有多个校区的高校不应该无限扩张，以避免陷入校区滥设的泥淖，而应该通过置换(比如放弃一些小的校区，集中资金建设比较大的校区)等手段，减少不必要的校区数量，以便于校区之间的统筹运作。
从这个角度而言，浙大婉拒遵义有关方面，恰恰是对学校声誉和学生负责的表现。高校应该明白，多校区的建设不仅常伴随着高校品牌的流失，还有可能使高校陷于财政危机的围猎之中，从而使校方被迫削减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最终影响在校生的培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