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育娱乐，儿童文学还能做什么

　　原标题：除了教育娱乐，儿童文学还能做什么

　　人很难忘记童年时读过的书。不管过去多久，那些从幻想故事中认识的神奇形象，从校园故事中获得的亲切和欢笑，从动物故事里接近的大自然……都会被昔日的小读者安放在内心的一个特别角落。它们是文字向我们展现其魅力的起始，它们所造就的触动，早已与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

　　在每一个国家，儿童文学永远值得足够多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当一套书印行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册，它就化入了如许之多孩童和少年的记忆与意念;当一种审美、一种价值观植根在以十万、百万计的孩子心中，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未来。

　　什么才是最适合孩子们读的书?我们现在的出版市场，能提供给孩子们的文学读物足够好吗?进入21世纪以来，童书一直是整个中国出版行业最活跃的板块，而儿童文学又在童书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份额。市场一片繁荣，书店琳琅满目，一不留神就挑花了眼，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商业化浪潮之外清醒的声音。

　　黄金十年后，儿童文学热潮未减

　　中国儿童文学在市场上分外“受宠”，但此番情景并没有很长的历史。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开过的数据，直到2001-2003年，童书市场的成长性仍低于整个图书市场;从2004年起，童书出版开始了高速发展，年产值增速14%，此后连续十年年均不低于10%。童书在整个图书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从1999年的8.60%，跃升到2012年几乎翻番的15.09%。而在童书的各个细分板块中，儿童文学占据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在整个图书市场受到种种冲击的情况下，这样的井喷式发展不可谓不耀眼。于是，在2013年、2014年前后，相关出版人、研究者和媒体开始反复提及一个说法——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蓬勃，光明，令人欣喜，未来可期。

　　对于读者来说，比上面这些数据更直观的应该是每年的畅销书榜和作家富豪榜。郑渊洁、杨红樱、曹文轩、沈石溪、雷欧幻像等儿童文学写作者都是作家版税排行榜上的常驻者，连续多年少见缺席。在热闹的童书市场中，在无数孩子们的阅读经验中，这几位知名作家的名字已经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但当连续多年看到的榜单都是大同小异，它也显现出一些隐藏的问题和水分。比如，当作家高度集中，新作者的创作有没有足够的涌现空间?系列化成为市场上的大“杀器”，创造利润的同时好像也造成了大量无新意的重复?每有成功作品问世，跟风之作层出不穷，市场成为儿童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指向标?

　　具体到以上几位最具分量的作家，其作品的质量也都受到过不少质疑。比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风行多年，有《斑羚飞渡》等多篇入选中小学教材，但其讲述的动物故事存在大量的知识漏洞，并有意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2016年，一篇题为《你的孩子是充话费送的吗?竟然把沈石溪动物小说当宝贝给他看!》的微信公号文章就曾引起不小的波澜。

　　杨红樱的作品同样遇到非议。她的代表作《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故事围绕调皮捣蛋的小学生马小跳展开，截至2017年，该系列已有25本，总销量超过3000万册。但不时有批评者认为，杨红樱的写作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人物性格卡通化，故事结构图像化”，提供的只是一种快餐式的阅读。

　　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但都远未影响到他们作品的畅销。儿童文学繁荣的十几年，在数量和销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质量和水准上，却未必尽如人意。

　　不应忽视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

　　儿童文学作品的热销，说明现在的家长越来越能认可“课外阅读”的意义，愿意为孩子的阅读付出成本。不似前些年，孩子读“课外书”有没有用已经不再是一个总被讨论的问题。但如果细究，会发现热门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热门，很多是因为进入了“新课标”等指定小学生必读书目，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推荐，仍是“课内阅读”的变种;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热闹好玩并且成系列化出版，受到很多孩子们的喜欢，而家长们认为“只要爱读书就好”。其实在成人阅读中，这也是堪称“主流”的两种观念：读书，或者为了收到一些教育和立竿见影的收效，或者为了放松和娱乐。

　　但当阅读的对象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文学，它理应有更丰富的维度。《文心雕虎全编》的作者、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在文章中回忆这样一段经历：他参加电视台的一期节目，探讨的话题主要是在“让孩子读有意义的书，让他们在阅读中受到教育”和“让孩子得到快乐，阅读现在的畅销童书”两者间做出选择，现场的家长多赞同前者，而孩子多选择后者。但刘绪源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感到悲哀，他发出疑问：“是不是除了有明确教育目的的作品，剩下的就只能是现在充斥书市的那些浅薄搞笑的童书?”

　　刘绪源同时反对只注重市场效益的快速复制，和置教育性于文学性之上的“教育工具论”，在他看来，这两者以外，至少还应该有一种作品和主张是“强调审美价值”的，很多第一流的作品——比如《彼得·潘》、《爱丽丝漫游奇境》、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但因为其审美价值，仍然不失为好作品。他最愿意推重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作为文学理论家，刘绪源是站在文学的立场，比较偏向于纯文学。但即使对于并不关心纯文学的读者和家长，也同样可以思考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看起来最具教育意义的书，孩子往往不爱读?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好似爱看书，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提升?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其中的关键或许正在于“审美”。刘绪源说，“只有经历了审美的过程，只有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愉悦，这种心理的变化才有可能转化为其他。比如，转化为一种新的认识眼光或认识能力，或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教育的效果。”这个过程是微妙的，但这是文学不可替代的特质。

　　批评和理论建设的意义

　　回溯中国儿童文学的几个关键发展时期，会发现理论和观念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开始了“儿童的发现”，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要将儿童视为“完全的个人”，“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地尊重”。郑振铎说，“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正因为这样的新观念开始得到接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才正式开始，中国的孩子也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作家、研究者又开始了关于儿童文学的讨论。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教育工具论”受到深入的批评，“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的探讨。与此同时，一批新的作家、新的作品出现，直至今日，这些名字仍是儿童文学界的主要力量。

　　即便是近些年来，儿童图画书在童书领域的“异军突起”，也同样离不开众多儿童教育者和阅读推广人日复一日的讲说，让越来越多的父母认可图画阅读和亲子阅读的重要。于是短短十年间，“绘本”从一个陌生的词，走进了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

　　当阅读需求和市场化造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理智清醒的批评和专业的理论探讨反而显得比从前没落。当行业内随处都是可以赚钱的机会，沉下心来思考变得更难了，不追捧跟风的批评也少见了，所以刘绪源的《文心雕虎全编》才会看起来尤为难得。但如果期待中国儿童文学能有真正一流的代表作，如果期待中国的孩子们能从市场上更容易地找到真正优秀的读物，那我们就一定需要批评的声音，以及创作者的真诚之心与读者的清醒判断。

　　撰文/新京报记者李妍

　　来源：新京报